第1章 万历三大征与播州之役，对于明朝所带来的影响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明朝万历年间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
　　
　　万历三大征指明神宗万历（1573—1620年）年间，先后在明朝西北、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。分别为李如松（李成梁长子）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；李如松、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；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。这三场大战巩固了中华疆土，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。
　　
　　宁夏之役自1592年（万历二十年）二月十八日延至九月十八日。朝鲜之役第一回冲突自1592延至1593年（万历二十至二十一年）；第二回冲突自1597延至1598年（万历二十五至二十六年）。播州之役自1599延至1600年（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）。
　　
　　而实际上万历时期大规模军事行动还包括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至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年）的明缅战争，以及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年）与后金的萨尔浒之战，但两次皆是明朝失败。
　　
　　宁夏之役
　　
　　宁夏是明代边陲九个军事重镇之一，主要是防御蒙古族人。叛乱的哱拜本是蒙古鞑靼人，明嘉靖年间因得罪酋长，父兄被杀，他投了明军。万历十七年（1589年），被提为副总兵，致仕后，其子哱承恩袭位。
　　
　　万历十九年，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，哱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，至金城，见各镇兵皆出其下，归途取路塞外，戎兵亦远避之，因益骄横，有轻中外之心。巡抚党馨每抑裁之，并核其冒饷罪，哱拜因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，纠合其子承恩、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，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，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，纵火焚公署，收符印，发帑释囚。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“扣饷激变”奏报，并索取敕印，惟忠自缢死。
　　
　　此后东旸自称总兵，以拜为谋主，以承恩、许朝为左右副总兵，土文秀、哱云为左右参将，占据宁夏镇，刑牲而盟。出兵连下中卫、广武、玉泉营、灵州（今宁夏灵武）等城，惟平虏坚守不下。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，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，势力越加强大，全陕震动。
　　
　　三月四日，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，摄总兵事进剿，但叛军恃套部蒙古支持，势甚强。此后，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，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，阻击套部蒙古，斩获甚多。
　　
　　四月，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，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，统辽东、宣、大、山西兵及浙兵、苗兵等进行围剿。
　　
　　七月，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，追奔至贺兰山，将其尽逐出塞。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，将宁夏城团团包围，并决水灌城。叛军失去外援，城内弹尽粮绝，同时内部发生火并。
　　
　　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，承恩杀许朝，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旸。军心涣散。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，拜阖门自尽，承恩等被擒，至此，哱拜之乱全部平息。
　　
　　朝鲜之役
　　
　　公元1592年，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、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，又渡临津江，进逼王京（今首尔）。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、弛于武备、政治腐败，军队望风而溃。李昖逃奔平壤、后又奔义州（今新义州东北）。日军进占王京后，毁坟墓，劫王子、陪臣，剽掠府库。又攻入开城、平壤。朝鲜八道沦陷七道。在这种形势下，明朝应朝鲜之请，出兵援朝。但援军因兵少力弱，地理不熟，游击史儒战死，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。
　　
　　明廷得败讯后，以宋应昌为经略、李如松为东征提督，集四万兵马赴朝。次年正月进攻平壤，击败小西行长部，获平壤大捷，此后又复开城，扭转战局。后又进逼王京，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，损失惨重，李如松险些阵亡。三月，刘綎、陈璘率军抵朝。明军扼临津、宝山等处，并断日军粮道。
　　
　　日军缺粮，不得不放弃王京，退缩至釜山等地，开始与明军谈判。为争取时间，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。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，谈判破裂。
　　
　　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，明神宗朱翊钧下石星等于狱，以邢玠为蓟辽总督，因李如松已经在与蒙古人的战争中战死，所以任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，调蓟辽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、陕西兵及福建、吴淞水兵援朝，又募川、汉兵等往援。次年二月，明军兵分四路，中路董一元、东路麻贵、西路刘綎、水路陈璘，分道向釜山挺进，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，在海上追击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。
　　
　　八月，丰臣秀吉死，日军撤兵，明朝联军乘势进击，日军战败。但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露梁海之战中死亡。十一月，战争基本结束。主要战役有碧蹄馆战役，南平血战，釜山攻防战，露梁海战等等。
　　
　　播州之役
　　
　　播州位于四川、贵州、湖北间，山川险要，广袤千里。自唐杨端之后，杨氏世代统治此地，接受中央皇朝任命。
　　
　　明初，杨铿内附，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。万历初，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，骄横跋扈，作恶多端，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。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，未采取有力对策。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，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、贵州、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，搜戮居民，奸淫掳掠。
　　
　　二十六年，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、合江（今四川泸州东）设防。次年，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，失利，杨国柱被杀。明廷罢江东之，以郭子章代之。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，节制川、湖、贵三省兵事，并调刘綎及麻贵、陈璘、董一元等南征。
　　
　　二十八年，征兵大集，二月，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，明军分兵八路进发，每路约三万人。刘綎进兵綦江，连破楠木山、羊简台、三峒天险。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。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，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。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。三月底，刘綎攻占娄山关，四月，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，又败。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、海云，至海龙囤（今遵义西北），与诸路军合围之。六月，刘綎又破大城。应龙知大势已去，与二妾自缢，子朝栋等被执，明军入城，播州平。后分其地为遵义、平越二府，分属四川、贵州。
　　
　　一、改土归流前朝廷对播州土司地经营及影响
　　
　　播州土司先祖经营播州地区的历史，从文献记载看，可以追溯到唐乾符初年，时“南诏陷播”，杨端收复播州伊始。是时，因唐朝政局混乱，边疆多事，朝廷自顾不暇，遂有杨氏拥兵据播州，世代传袭。据《新唐书》卷四十五《地理五》载，当时播州杨氏先祖统辖之播州“地方偏僻，人口稀少，总计户不满五百，人口不过二千余。”此经营区域大致在今乌江北岸之遵义、绥阳等县[2]，统辖区域甚为狭小。
　　
　　宋大观二年，朝廷在播州杨氏地置遵义军及播州。“当时州、军全境属地，西北有今赤水、习水；北至桐梓，东北达正安、务川等地，远较唐朝播州为广，此时户口数亦不过万余家”[2]。从辖地看多在乌江以北诸地。然乌江以南，即后之播州杨氏开拓的平越地区，宋朝时，属于羁縻州郡难以控制的“生界”地，其地周边西北有播州，东部有思州，西南有宋氏等势力。但是以上各地方势力，当时谁都不能单独控制这一地区。原因在于此片地区路途遥远、山河阻隔，民族较多，因而鞭长莫及，对于平越这样的区位格局，北宋时代几乎是不予过问的。
　　
　　宋廷南渡后，政治中心南移，随着南宋王朝西部边疆危机的加深，朝廷才开始对平越地区有所了解。特别是忽必烈偷袭云南成功后，为了防范蒙古汗国穿越贵州腹地，攻击南宋后路[3]。宋廷不得不借助思州、播州两大地方势力，深入了解这片地区的自然特点、风土民情和战略形胜。甚至允许这两家势力代替自己规划军事防御，防止蒙古汗国穿越这一地带偷袭南宋防务的后路。这一决策的最终结果，导致蒙古汗国最终不能通过播州、思州和平越地区偷袭南宋。然而这一做法，也导致了播州、思州两大地方势力的坐大，并向南插入平越地区，陆续蚕食这片“生界”。大致而言，思州势力控制了平越地区的东部，而播州势力控制平越地区的西部。然而还没有等到两大地方势力完全吞食平越地区时，元世祖忽必烈就统一了全国，建立了元朝。
　　
　　元朝时，为实现其在西南地区统治，朝廷除了武力征服外，还积极仰仗西南等传统地方势力，加以统辖。如忽必烈凭藉多年的政治经验，清醒认识到“在俗异地险、民风强悍的多民族的西南地区，如不利用那些世袭守土的土酋大姓，而单靠军事征服，就只会得逞于一时，而难于进行长期有效的统治。”[4]《清史稿》列传二百九十九载：“西南诸省，水复山重，草木蒙昧，云雾晦冥，人生其间，丛丛虱虱，言语饮食，迥殊华风。”明确说明了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、民族文化与中原差异甚大，如果要采取与内地一体化的经营模式，势必引发民族冲突，进而影响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经营。因此，元朝为经营好西南各民族，实施了恩威兼施的治理决策，即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，大力招抚利用那些当地原有的上层统治者，并形成一套固定的土官制度，加以治理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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